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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一位奇人,前半生收藏书画倾家荡产,晚年将珍宝交给国家

中国历代文人都有收藏的传统。历史上有许多收藏大家,他们痴迷于古玩收藏,不知老之将至。近代,有这样一位收藏大家,他与张学良、袁克文、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,他前半生致力于书画收藏,不惜倾家荡产;后半生却将所藏瑰宝尽数交给国家。这位奇人,就是张伯驹。

张伯驹(1898—1982),河南项城人。生于当地一户钟鸣鼎食的富豪之家,张锦芳之子。伯父张镇芳与袁世凯沾亲,故而官运亨通,一路做到长芦盐运使。七岁时,依族规,长孙必须由长子抚养,所以生父把他过继给了在人在天津的伯父张镇芳。

膝下无子的张镇芳对继子的教育非常重视,特意为他请来业师,又送他去当时贵族子弟云集的新学书院就读。

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,感到北洋军旧部已有尾大不掉之势,于是打算成立另外一支嫡系部队——陆军混成模范团,旨在培养只听命于自己的军官。

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业,张镇芳将17岁的张伯驹送入了军营。接着,他又创造各种机会让儿子接近袁家。

可张伯驹的心思和贾宝玉一样,不在仕途经济上,在给袁世凯拜完年后,他犹豫着向父亲说出了心里话:”儿子在诗书文章中自由自在,以想到军旅,官场,就浑身不自在。若继承父业,无疑是投身金丝笼中。”

“为父一生只得你这一子,你可是我的全部希望啊!”张镇芳激动地说道。

孝顺的张伯驹只默然无语,春节过后回到了军营。毕业后,张伯驹被安排到陕西任职。身在军界的他,满眼都是黑暗,加上张镇芳因为权力纷争身陷囹圄,张伯驹心灰意冷,在家过起了与诗书为伴的日子。

那段日子里,他经常到北京的琉璃厂搜寻各类珍宝古玩,与梅兰芳、余叔岩等唱和诗词,和袁克文、方地山等名士更是交往密切。而立之年后,张伯驹正式涉足收藏界。

那个时候,大多数达官贵人对古董文物并不珍惜,他们随时准备用手中的文物换取金钱、权势。国内外古董商对中华文物也是垂涎三尺,不少国宝经过他们的倒卖而流失海外。张伯驹就是在此形势下挺身而出,与愚昧的达官贵人周旋,和贪婪的古董商竞争,保住了大批文物,不令其流失国外。

《平复帖》是西晋书法家陆机仅存的作品,也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件书法瑰宝,收藏界尊只为”中华第一帖”。这幅法帖曾属于皇族溥儒所有。他的手中有许多珍贵书画,为了谋取金钱,他将其中不少作品变卖,有的经古董商转手,最终外流。担心国宝流失的张伯驹向他表达了愿意出高价购买《平复帖》的意思,对收藏并无多大兴趣的溥儒立即回复,自己现在并不需要钱,但只要张伯驹只要肯出20万银元,《平复帖》就归他所有。

1937年底,在和好友傅增湘的谈话中,他得知溥儒现在急需用钱。当即嘱托好友从中斡旋。那天晚上,张伯驹一夜未眠,第二天中午,他等来了好友的消息。傅增湘告诉他,经过自己说合,溥儒源意出价4万银元,转让《平复帖》。张伯驹当场拿出两万元,又转告溥儒,其余款项两月之内付清。就这样稀世珍宝《平复帖》来到了张伯驹的寓所。欣喜的张伯驹不但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”平复堂”,还与傅增湘彻夜观赏。

不久,古董商白坚甫前来拜访,张伯驹知道此人之前多次把中国文物卖给日本人,这回肯定是盯上了《平复帖。》所以怒斥道:”金钱易得,国宝无双,此帖已在我手中,只有我张伯驹在,任何人都休想得到它。收起你的臭钱,离开我张家!”

白坚甫见状,只得连连讨饶,狼狈而走。

张伯驹一生醉心收藏,他的《丛碧书画录》中收录的书画名作无数。为收藏,他不惜倾家荡产,他对藏品的珍视,更是近乎着魔,即使被土匪绑票,赎金不够,也不愿变卖任何一件藏品。但这位收藏家晚年却将藏品分别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。

有人曾问:”耗尽家业收藏,为何又无偿捐之?”

张伯驹答道:”不知情者,谓我搜罗唐宋精品,不惜一掷千金,魄力过人。其实,我是历尽辛苦,也不能尽如人意。因为黄金易得,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卖钱,是怕它们流入外国。予所收藏,不必终予身,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。”

他爱书画,更爱国家,爱这个民族的文化。

1982年2月26日,张伯驹先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世间,再无张伯驹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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